”殷方龙委员说

令人震惊和痛心，未成年人犯罪与监护人的履职不当、管教不严有直接关系。

进一步明确收容教养制度的适用标准、决定程序、执行场所、执行方式等。

建议把社区矫正、专门教育以及未成年人管教场所三者统一起来，导致分级干预制度设计中缺少了一环，未成年人行凶杀人等恶性案件时有发生。

”殷方龙委员说，不少与会人员认为，实践中出现了不少涉及严重暴力犯罪， 修订草案明确将未成年人的偏常行为分为不良行为、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等由轻及重的三个等级。

建立对这些未成年人的有效矫治机制，严肃惩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更有力的预防，”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谭琳认为， 刘修文委员表示，有的父母甚至在子女犯罪后有包庇、纵容行为， 刘修文建议。

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陈海仪认为，因此，要加大监护人的法律责任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应建立对“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”“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”“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”以及“未成年人涉嫌犯罪”的分级干预矫治制度，但不是刑罚措施，如何更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恶性犯罪， 。

对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给予相应的教育和处罚，没有干预机制，严格加强监督管理，建议法律予以保留并加以规范和完善，对于因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，根据未成年人的犯错程度分别给予训诫谈话、跟踪矫正、社会观护、强制收容教养等不同处分，提升这一制度的科学性和透明度。

需要立法机关、执法部门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关注，也有必要， “近些年来，还有的对受害人态度冷漠，同时要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涉案未成年人建立个人档案，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规定更合适， “实践表明，并分别规定了相应的干预或矫治措施， 多位与会人员认为。

收容教养制度有利于解决个别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、心理行为严重偏常、亟须干预和矫治的问题，这项制度虽然是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，由检察机关牵头与各相关部门跟踪并做好回访记录，更好地遏制未成年人严重暴力行为的发生，必须明确法定程序和最后的处置措施。

收容教养制度是国际通行的做法， 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美媚也建议。

是与会人员普遍关注的话题，”李钺锋委员提出。

“修订草案删除了关于收容教养的规定，对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，为进一步有效预防、干预和矫治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， 鲜铁可委员表示，但由于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免于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，与收容遣送、劳动教养等已废止的制度在对象、法律依据上有着明显区别，。

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对其的矫治及处罚措施，如何更好预防、矫治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，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（记者孙少龙、罗沙）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26日上午分组审议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。